由于学者对各范畴的联结方式不同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体系。
知行虽是两事，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，亦一也。[14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七。
薛瑄沿着向外发展的道路，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，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，其中也有某些唯物主义的火花。[79] 薛瑄：《读书录》卷六。[23]气之滚滚日新者无穷已，而所以无穷者，岂非太极为之体与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它在认识论、方法论上有某些合理的因素，以及从这里引申和发展出积极的东西。二是他不强调事物之理可以穷尽，而是采取了已格者不敢以为是，未格者不敢以为难的积极态度。
用气本论否定了程朱的理本论。仁之德甚大，专言之则包四德，偏言之则为一德。[19]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。
《世说新语·巧艺篇》说：顾长康幽人，或数年不点目精，人问其故，顾曰：‘四体妍媸，本无关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这些例子说明，言不尽意论虽有错误，但其中包含了积极的成分，不能一概否定。认识不断前进，语言也在不断丰富。一 魏晋时期，曾经就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，这就是有名的言意之辩。
当时的学者们对这句话也发生了争论。这是比较早的关于言意问题的论述，其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
其中，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当时被称为三玄，就是他们的主要依据，他们以解释这些著作的方式来阐明他们的思想。思想一经得到，语言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，成为多余的东西，可以扔掉。他解一以贯之说：贯犹统也。嵇康等人否定语言的作用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仅就这一点来看，它和王弼的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，因为这一点王弼也是承认的。魏晋玄学确实接触到本质的一般和本质的抽象问题。特别是理论上开展的关于名教和自然的争论，更加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。有些作品中的诗情画意确实是非常令人寻味的。
而本体是无所不通、无所不由的，对于这样的本体，只有无言。他说：盖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举也。
这就是说，没有语言的思想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就是说，他肯定了语言的作用。
他说：知之之道，不可待言也。这一问题和玄学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，即哲学本体论问题，特别是认识论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至和之声，得于管弦也。[21]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。据说，他独好言道，谈尚玄远，尤好言意之辩。不然，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积极作用呢？ 三 在言意关系问题上，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言论。
当然，王弼的认识论决不仅仅是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，他的根本目的，是要认识理之宗极即最高本体。王弼的思想，贵在得意，义苟在健，何必马乎（在《周易》中马有时又代表刚健）？类苟在顺，何必牛乎？义苟合顺，何必坤乃为牛？义苟应健，何必乾乃为马？[20] 既然言、象和意有区别，故不能执守言、象而不放。
但是，不可否认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语言又是约定而俗成的，是大家公认、并共同使用的。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。
[17]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。封建士大夫阶级提倡清谈，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，以表示清高、风雅。
他所谓不求甚解，当然不是不求理解，意在领会精神。至于有没有离开语言的思维，语言是不是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这是要进一步探讨的。故学者当会于言意之表[31]。[16]《老子》四十七章注。
此外，当时还广泛开展了评论人才的活动，名士们以臧否人物、考察得失相唱和。他在这个问题上，承认世界是可知的，并不是不可知论者。
这显然是受到《周易》的影响，不过也说明，他认为先有抽象思维，后有形象思维，而语言是从具体的形象思维中产生的。[26]《全晋文·言尽意论》。
坤有柔顺之义，便以马来表示，马即代表柔顺。据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，大脑皮层是思维的物质基础，在大脑中还有语言中枢。
[8]《嵇康集·声无哀乐论》。也就是说，先有思想，后产生语言。我们知道，老子有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的说法，《庄子》则明确提出得意忘言的思想。察者欲因声以知心，不亦外乎？[8] 既然心声二者没有任何联系，因此，要了解人的情感不必从表情上观察，考察人的思想不必从声音上辨别。
五 从这场辩论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初步认识。斯则象外之意，系表之言，同绝而不出矣。
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产物，具有抽象的特征。[26] 这才谈到言意关系问题。
首先，王弼提出了语言如何产生的问题。言意之辩即直接来源于《易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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